2月23日股票配资分析，德国刚刚进行了新一届联邦议会大选。虽然新政府的建立尚需一些时日，但无疑所有选民都期盼新一届联邦政府能给德国带来一番新气象，尤其是能够帮助德国经济走上复苏与重振之路。
近年来，德国经济陷入泥淖难以脱身。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多年未能实现有效增长，在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中垫底。在德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生产指数较疫情前大幅下降，且前景晦暗，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长期处于荣枯线以下。在国际市场上，“德国制造”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出口疲软。工业品出口从助推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变成了拖累经济的减分项。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2024年德国的整体竞争力排名大幅下降，从2022年的第15位跌至第24位，经济产出辉煌不再，政府行动效率和基础设施排名大幅下滑，企业效率恶化严重。德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多年为负，而近年呈现出进一步恶化态势，可见资本用脚投票，选择离开德国这个逐步丧失竞争力的经济区位。
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跌入谷底的德国能否借助新政府实现逆袭？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分析德国经济遭遇的具体问题。当前，全球经济和工业生产总体呈增长态势，但德国却未能跟上步伐，这表明德国经济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能源与劳动力成本双重挤压，严重侵蚀“德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
德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工业能源成本较高的国家。2019年下半年，德国包含税费的工业电价水平约为18欧分/千瓦时，几乎是中国的两倍、美国的三倍。俄乌冲突与能源转型的叠加效应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2024年上半年，已经从2022年高点回落的德国工业电价水平仍然超过25欧分/千瓦时，而美国和中国的工业电价始终维持在10欧分/千瓦时以下。高昂的能源成本成为制造业难以承受之重。德国工商总会2024年底的调查显示，37%的德国工业企业已计划或实施减产、外迁，超半数大型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能源成本更低的国家。更严峻的是，能源负担正在侵蚀创新根基：三分之一企业削减核心业务投资，五分之一延缓研发计划。能源问题不仅削弱当下竞争力，更威胁德国工业的长期技术优势。
劳动力短缺问题又使德国的劳动力市场陷入“高成本低效率”的怪圈。随着战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下同）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德国劳动力供给呈现断崖式下跌。用工短缺推高工资，2021~2024年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增长14%，远超欧元区均值。与此同时股票配资分析，企业为应对不确定性，普遍选择“囤积劳动力”——即便产量下降也不裁员，导致劳动生产率持续走低。工资上涨与效率下降的剪刀差，使德国制造业价格优势加速流失。
其次，全球化红利消退，德国战后的经济增长模式遭遇重大挑战。
作为第二次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国之一，德国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以工业为基础、以服务业为补充、以出口为导向，与此同时，通过增加中间品贸易，即通过中间品的外包和离岸生产显著提高经济效率。而如今，这种模式难以再顺畅运行。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2.8%，德国出口却下降0.2%；制造业产出较疫情前萎缩11.6%，与全球工业复苏形成鲜明反差。深层原因在于：全球产业链区域化、贸易壁垒高筑，使高度依赖中间品进口和开放市场的德国陷入被动。
再次，缺乏投资，德国竞争潜能储备不足。
理论上，制造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纠正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即将产能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来弥补成本劣势和产值下降，寻找新的增长点及增长模式，但是德国产业升级现状显然不足以破局。在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投资不足。对产业升级最直接的支撑就是投资，投资促动创新、形成新的产能，提供产业升级的动能，构建未来竞争潜力。
德国长期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公共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足3%，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老化严重。公共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包括：“债务刹车”政策限制了政府的财政空间；存在审批流程复杂、公共行政部门人手不足等官僚障碍；政治竞争导致政府的投资重点更多集中在短期社会福利，而非面向未来的长期项目。近年来，受制于成本高企、市场需求不振与地缘风险增大等因素，德国私有经济领域的投资也持续下滑。
必须提高德国经济竞争力，这已经在近年成为政治共识。但如何破局，解决以上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德国却好像始终还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方案。
需要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上届由社民党（红）、绿党（绿）和自民党（黄）所组成的交通灯执政联盟中，经济部长来自绿党。因此，经济绿色转型被联邦政府奉为重振经济的灵药。但事实上，德国陷入了一场理想与现实的无望拉锯。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德国能源消耗总量中的占比刚刚超过五分之一，绿色氢能尚无清晰的发展路线，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价格下跌无望，碳价格又逐步提高，企业不堪重负。在绿色转型问题上，德国出现了一种政治上高歌猛进，拒绝正视和平视经济及民生诉求的怪现象。对此，有德国学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目前在经济上，还没有合理且令人信服的论据能够证明，绿色转型会给民众带来更多繁荣和福祉。因此，绿色转型“包治百病”的政治叙事只会让转型沦为空中楼阁。
交通灯政府还出台了《未来融资法》和“WIN倡议”（德国增长与创新资本倡议），试图激活创投生态，但效果有限：2024年德国风险投资规模仅为美国的1/10，人工智能领域专利数量被中国反超。战后德国的经济制度和文化本质上是厌恶风险、排斥金融“投机”的，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节奏。而这种已经深深嵌入制度和文化的保守性显然不是政府的一些小范围的松绑和刺激政策所能撼动的。而在公共投资问题上，交通灯政府就是否修改“债务刹车”制度为财政松绑，存在严重分歧，因此在政治上并无建树。
交通灯政府还推出了新版《专业人才移民法》，希望吸引更多移民来填补德国的劳动力空缺。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德国存在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但同时也存在结构性失业和巨大的低薪群体，且经济疲软还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的极化。目前，移民难民政策是德国的政治热点，也是政治雷区，因此在政策上整体趋向保守、谨慎。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新版的《专业人才移民法》为何只是些效力有限的小修小补。
可见，导致德国当前困局的绝不仅是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这样的短期冲击，而是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的全面爆发。因此，要重新提升德国的经济竞争力，就必须对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这样的政治行动力需要社会的全面共识和一个有强大政治意愿和政治号召力的政府。为了执政而拼凑起来的交通灯政府显然不是这样一个政府。
从本届大选的初步统计结果来看，很可能会由中左翼的联盟党（黑）和中右翼的社民党（红）组建大联盟政府。相较之前的三党联盟，这样的两党政府显然能更易达成政治共识。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属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以超过20%的得票率稳坐联邦议会第二大党交椅，在东部联邦州更是占据明显优势。因此，本届大选并不能掩盖德国社会缺乏全面共识，政党政治版图日趋碎片化的事实。因此，虽然此次选情已基本尘埃落定，但新一届德国政府能否掀起一场深刻改革，结束这场德国战后“最漫长的经济寒冬”，还存在很大的悬念。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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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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